晚清至喑时刻——“戊戌政变”三名高官的抉择！
来源：衲读
1898年9月18日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
图为谭嗣同
原载：《Vista看天下》2018年第20期
作者：刘怡
2018年7月1日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、博导马勇带着十余位学生，由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发，向西走，经过西老胡同与沙滩后街交汇处，这里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旧址。之后，他们转向南，探访达锡拉胡同的张荫桓故居，此时已是下午三点。下一站，是位于金鱼胡同12号的贤良寺，终点是位于达多福巷44号的法华寺。
现在看来，这里几处地点很不起眼也毫无关联，但120年前，這里上演了戊戌变法中，最跌宕起伏的一幕。
法华寺：袁世凯惊了一身冷汗
法华寺位于东城区报房胡同内，紧邻繁华的王府井大街。到了现场，曾经的寺庙已不见踪影，马勇带着学生们在胡同里转了半个小时，才找到法华寺一个后门——正门已拆除，仅剩后院水泥门墙上一指宽的红色门牌：“多福巷44号”。
据马勇介绍，明末清初，北京城内林立着大大小小上万座寺庙，随着战乱、拆迁，现在北京只剩下一千余座寺庙。
眼前的建筑，已经看不出寺庙的样子。院内现已变成民间杂院，拆到一半的围墙里，杂乱地散落着破纸板、砖瓦碎片，墙上撕了又贴、贴了又撕的小广告痕迹依稀可见。凌乱萧瑟的院子里，早已辨认不出这里曾经是袁世凯在京城的住处，戊戌政变前夜，谭嗣同正是到这里游说袁世凯，请他起兵围困颐和园，抓慈禧、救光绪。
那是1898年9月18日的晚上。按照袁世凯日记里的说法，当时他正在灯下写奏疏草稿，听到院子里有人声，很快，谭嗣同未等通报就闯了进来。袁世凯令仆人退下后，谭嗣同开门见山地说，他们得到消息说，慈禧和荣禄计划等光绪到天津阅兵时，废掉他。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出兵诛杀荣禄，再派一支部队包围圆明园，控制西太后慈禧。
听闻此言，袁世凯惊了一身冷汗。来京这几天，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心。9月16日，光绪召见他，升了他的职，又嘱咐他，以后有事可以随时上奏，可以绕过上级荣禄。“袁世凯由于被召见而极不自安，深知‘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’”，中国近代史专家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副院长蔡乐苏撰文称，在京停留期间，袁世凯一直在拜访京城要员、达官贵人，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，以免不测之祸。
“袁世凯工于心计、善于权衡利害”，这是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晓春对袁世凯的评价。在孙晓春看来，袁世凯应该清楚，自己仕途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利益，当下都是慈禧给的，可一旦光绪亲政，决定他命运的就是光绪。先帝重臣变成刀下之鬼的事情，他不会不知道。所以，在看不清帝、后之争结果的时候，他是不会选边站的。
前有光绪帝拉拢，现有谭嗣同要他“围园劫后”，这简直是逼着袁世凯表态站队。袁世凯夫敷衍了事，并没有答应，也没有反对。送走谭嗣同后，真是心神不宁，思前想后，他决定给光绪帝写一封奏折，暗示他慎重用人：“变法尤在得人，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、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，赞襄主持，方可仰答圣意；至新进诸臣，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，但阅历太浅，办事不能慎密，倘有疏误，累及皇上，关系极重。”
他当时并没有把谭嗣同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，只是带着一肚子的秘密，返回天津。没想到，刚回到驻地，京城就出事了。
张荫桓故居：“列国干涉”
锡拉胡同19号，雕梁画栋的古风大门，两旁墙上，挂着几个铜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东城区第一幼儿园”、“东城区锡拉胡同托儿所”。大门内的影壁上，印着“健康、自信、明理”等词汇，若不是有意探究，无人知晓这里曾是戊戌变法时期，维新派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，康有为曾多次下榻此处。
这里是张荫桓的故居。
张荫桓十分赏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同乡康有为，两人常常在此把酒言谈至深夜，也是在这里，他将康有为介绍给翁同龢，荐举给光绪帝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关键维新派人物。
1898年的9月21日晚上，张荫桓位于东华门外锡拉胡同的家里，忽然来了一大队兵马，他们敲开张荫桓家的门后，四下搜捕。原来，当晚慈禧已经下了密令，全城搜捕康有为，因为张荫桓和康有为是同乡，素来交好，所以他家就成了重点搜捕对象。
与康有为的新政思想不同，张荫桓对西方的认识，大都来源于实践。早年，他因为通晓英语，又熟悉洋务，得到慈禧的赏识，先后为清政府驻美国、秘鲁、西班牙三国大使。1886年10月28日，美国举行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，张荫桓是惟一受邀的中国人。
在当时很多西方外交家看来，张荫桓可能是清政府最懂西方的官员。1898年春，戊戌变法开始之前，德国亲王亨利访华，张荫桓不但设计了让光绪帝与亨利一起检阅卫队的环节，还让自己家的厨师做西餐宴请客人。
正因为他对西方的了解，光绪开始变法后，频繁召见他，询问西方的技术、文化等内容的，清朝的外交礼节，也逐渐加入一些西方元素。
只是，突如其来的戊戌政变，打断了清政府的变法进程，也中断了张荫桓的仕途。虽然9月21日晚上没有搜到康有为，但张荫桓已经意识到，自己的危机也将要到来。
果然，三天后，九门提督带兵到他的府邸，邀请张荫桓到提督衙门接旨。“我知有变”，张荫桓后来回忆道，清廷下发捉拿新党谕旨，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前。
当时张荫桓还未吃饭，请对方稍等，吃完饭，这才出来。提督忽然提醒他和夫人道别，“吾始悟获罪，负气行，竟不入内”。
自此，张荫桓再没回到这里，满城开始传说他已经被杀的消息。
“25日传说张荫桓于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被处决。我认为应立刻向清廷要求慎重考虑对于张荫桓的惩罚。”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写道，他正在积极营救张荫桓。
此外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，也在通过各种渠道，表达对张荫桓命运的关切。林权助甚至说，如果处死张荫桓，可能引来“列国干涉”。
慈禧确有杀他的心思。但碍于西方各国的外交压力，只得将他流放新疆。
9月30日下午4点，张荫桓被押解出京。据当时《申报》报道，只有各国驻京的外交人员出来送行，张荫桓往日的同僚，“则已踪迹杳然”。
当时一位美国人写道，“只有知道中国司法程序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这样一种判决，对一个家产被查抄，朋友不敢相助，而且甚至被迫为生活必需品而面对无尽无休勒索的人生，是如何的可怕。”
贤良寺：“我就是康党”
张荫桓入狱的消息，很快就传到了金魚胡同贤良寺里。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，忍不住说，没想到张荫桓也有今天。
金鱼胡同里的贤良寺，前身为康熙帝十三子胤祥的怡亲王府。它临近皇宫、闹中取静，再加上寺中住持善交际，贤良寺成为了封疆大吏入京陛见时的首选居所。晚清时期，李鸿章因公赴京时皆下榻于此，后来更是习以为常。
1895年，李鸿章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被视为“无廉无耻、卖国固位、得罪天地祖宗”之人，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，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。处境尴尬的李鸿章只有长期居于贤良寺。
此时贤良寺里的李鸿章手无实权，拥护他的人也一一去职。国事既已不可为，李鸿章唯有归隐林下。据其幕僚吴永回忆，李鸿章此一时期的生活极有规律：晨7时左右起身，早饭后办公事或读书、写字；午饭后锻炼与午休，醒来与幕僚谈话至日落，晚饭后看会儿书回些信即休息。
当然，时而还是会有人拜访。先来的是御史杨崇伊，他正在写那封改变了戊戌变法命运的奏折，希望能让李鸿章一起联名，李鸿章拒绝了。不过，后来也有专家认为，杨崇伊的后台就是李鸿章，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是儿女亲家。1898年9月18日早晨，刚刚升官却又心事重重的袁世凯来到贤良寺，与李鸿章谈了很久的军事问题。9月25日，张荫桓入狱后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夜访李鸿章，请他出面阻止清廷处死张荫桓。
张荫桓是李鸿章恨之入骨的人。
张荫桓能有今天，李鸿章功不可没。正是在李鸿章的提拔下，张才能进入总理衙门成为京官，并担任驻美、西、秘三国公使。回国后，张荫桓继续任职总理衙门，成为总理衙门的外交要员。据祁景颐《鹆谷亭随笔》记载，在总理衙门期间，李鸿章对张荫桓非常信任，“凡遇交涉，必使侍郎同为处理……在总署亦唯张氏之言是从。”
但在戊戌变法前，清廷的外交危机中，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出现。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方针仍然是“以夷治夷”，李鸿章主张联俄，张荫桓主张亲近英日。事实上，两人不同外交态度，反映的是慈禧和光绪的不同思路。据梁启超著《李鸿章传》记载，光绪认为李鸿章“联俄误国”，后来免去了他在总理衙门的职务，“而李鸿章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”。
虽然谕旨来自光绪，但李鸿章一直认为，自己被免职，张荫桓起了不小的作用，因此才会对他有恨意。
即便如此，李鸿章仍然为张荫桓一事从中协调，致函荣禄，并最终促使张从“康党”名单中被移去。
除张荫桓，李鸿章也在暗中帮助其他维新人士：徐致靖、徐仁铸父子是戊戍变法期间维新阵营中的活跃人物，政变伊始便遭逮捕，李鸿章奔走缓颊，方使父子得由斩立决改判为绞监候；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，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。
一直以来，李鸿章都对维新派抱有好感。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，因对“讲中国自强之学”的目的表示赞赏，李鸿章“自愿捐金二千入会”。不过当时他正因甲午战争遭到朝野指责，强学会也将他拒之门外。
李鸿章同情维新派的态度，自然逃不过满朝文武大臣的眼睛，有多人到慈禧面前揭发他是维新派。弹章递到慈禧手里，太后立即召李鸿章对质，当场向他出示这些弹章说：“有人说你是康党。”
听闻此言，李鸿章直言不讳地回答慈禧：“我就是康党。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，能说这样的话，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。当然，李鸿章也并不鲁莽，他紧接着说，旧法并不能强国，如果主张变法的人就叫做康党的话，“臣无可逃，实是康党。”
听完这番自述，慈禧沉默了片刻。李鸿章补充道：“废立之事，臣不与闻”，这是在向慈禧表明，自己从不参与宫廷政争，慈禧与光绪的“家务事”纷争与自己毫无关系。这样的解释正中慈禧下怀。
几十年的官场沉浮，李鸿章很清楚，眼前这位太后最关心的，其实并非“法”变不变，而是大臣们是否参与光绪、帝党、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。
京师大学堂：一个终点
西老胡同与沙滩后街交汇处，一个普通的仿古大门上，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，一块被绿叶包围着的“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”的牌子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绕过仿古大门，一栋二层西式小楼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青砖两层回廊楼体内，四面都有拱形门廊装饰，大楼的正门处，一块红色木制牌匾上竖刻着“大学堂”三个字。
京师大学堂，是这一趟“重返戊戌现场”的起点，但对戊戌变法来说，这里却是一个终点。
9月21日晚，御史杨崇伊告诉袁世凯，此刻太后已经决意重新训政，正在捉拿康有为、康广仁，听闻此消息，袁世凯如五雷轰顶。显然，这一刻，政治的天平倒向慈禧这一侧。袁世凯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到法华寺之事，迅速将当时慈禧尚不知道的“围园劫后”计划和盘托出。
严格来说，压垮戊戌变法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并非袁世凯泄密，从事发日期来看，太后归政在前，袁氏泄密在后，但袁世凯事后的告密，显然给慈禧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有力借口。这引得慈禧震怒，才有了后来的菜市口六君子被杀的事情发生。戊戌新政所有内容均被废止，只剩下京师大学堂这唯一的成果。
当时，也有很多老臣，要求关掉京师大学堂。比如刚毅、徐桐等守旧派，认为管学大臣孙家鼐属于帝党，坚决要求取缔。当年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是美国人丁韪良，他眼看形势不好，拜访荣禄说，“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，势难中止”，请他协调。最终，荣禄出面说，“查禁大学堂，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”，大学堂才被保留下来。
终局
虽然戊戌变法结束于此，但它的影响仍在继续。
时间来到1899年秋，时局日显混沌。11月24日，已赋闲许久的李鸿章忽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。一时间，沉寂许久的贤良寺重新变得喧闹异常，谋求高位者纷纷而来，但李鸿章却一概回绝，于次年静静抵达广州赴任。
混乱的局势却不给他平静赴任的机会。此时，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将北方搅得天翻地覆，同年6月，久经洋务的李鸿章再次被召进京。马关议和的艰辛尚历历在目，此番北上亦难轻松。入京后，李鸿章再次居于贤良寺，并被慈禧皇太后钦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全权负责与各国谈判签订条约事宜。
这次北上踏入贤良寺，是李鸿章一生中最后一次入住。寺外，有全副武装的俄国军队日夜“保卫”，这位老人的处境与囚徒无异。1901年9月7日，78岁高龄的李鸿章与各国联军代表签订了本息共9.8亿两白银的《辛丑条约》，在外逃亡的慈禧致电李鸿章望他“早日痊愈，荣膺懋赏”。
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曾说：“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。”得到梁公高度评价的李鸿章却没等来荣膺懋赏。10月30日，李鸿章突于贤良寺寓所内吐血，经诊断为胃血管破裂；李鸿章于寺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，11月7日，贤良寺成为了李鸿章的谢幕之所。
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，慈禧已经和光绪逃到西安去了。仓皇时刻，她都没有忘记张荫桓，8月20日，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处死。他原本曾有过一线生机的。
就在他发配新疆的路上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理循曾计划劫持张荫桓，并将他送到英国驻华使馆。不过，张荫桓通过亲信得知这个计划后，拒绝了莫理循的好意，因为他不想让外国人干涉清廷的司法过程。
三个人里，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要更久一些。戊戌政变后，他的小站新军得赏银四千两；荣禄进京办事期间，袁世凯还奉命代理直隶总督。步步高升、青云直上的袁世凯，借着法华寺这个舞台，成为中国历史剧中的大白脸，变为百年来影响和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之一。现如今历史已逝，物是人非，唯有院子里的野花随风摇曳，日光下，满院驳影。